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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像是人类把握世界的一种重要方式，在传播知识与表达意义方面，具有文字不可替代的重要功用与价值。正如南宋大史家郑樵在《通志·图谱略》中所说的那样：“图谱之学，学术之大者”；“天下之事，不务行而务说，不用图谱可也。若欲成天下之事业，未有无图谱而可行于世者”，“非图，不能举要”；“非图，无以通要”；“非图，无以别要”。长期以来，受重文字而轻图像传统的影响，除艺术史等少量学科外，图像在学术研究中并未受到应有的重视。直到进入20世纪后，随着电影、电视、摄影等技术的发展与普及，尤其是最近几十年数字技术的飞速发展，我们开始进入一个史无前例的“读图”时代，“读图”日益成为一种流行与风尚。在此背景下，学术界逐渐出现了一种明显的“图像转向”（Pictorial Turn），“图像”逐渐成为一个备受关注的热门话题，影响遍及哲学、文学、历史、考古、艺术、美学、人类学等人文学科领域，各类成果如雨后春笋般不断涌现。

与其他人文学科相比，民俗学是一门以民众生活为主要探讨话题的学问，重在关注民众的日常生活及其过日子的逻辑。而就民众生活来说，图像绝对是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姑且不论今天广泛存在的电影、电视、摄影等图像呈现形式，传统时代的民众生活，图像也是无处不在，如过年时贴的年画、供奉祖先的家堂画、祭拜神灵的神码、灶台上的灶头画、影壁上的壁画、小说中的绣像画等。即便如此，“图像”却一直未成为民俗研究的重要话题。虽然早在2011年，北京大学赵世瑜教授就在一场题为“图像之民俗学意义”的讲座中，阐述了图像之于民俗学的重要意义，但民俗学之于图像的研究，却并未受到多少关注，尤其是从民俗学视角展开的图像理论研究更是明显不足。因此，在“读图时代”与人文科学正经历“图像转向”的时代背景下，在民俗学因参与非遗保护而日益走向“前台”的今天，民俗学需要将“图像”纳入研究范围并建立一套自己的图像研究方法。可喜的是，一些学者已在这方面做出了诸多努力并取得了系列研究成果，如中山大学王霄冰教授承担的国家社科重大项目“海外藏珍稀中国民俗文献与文物资料整理、研究暨数据库建设”，以及依托此项目而出版的“海外藏中国民俗文化珍稀文献”丛书与相关研究成果，就重点关注了收藏于海外的“苗图”“外销画”“耕织图”等图像形式及其民俗意义。另外，笔者承担的国家社科重大项目“中国古代农耕图像的搜集、整理与研究”，也在这方面做出了一些努力。

图像之所以能成为民俗学的研究对象与话题，图像之所以能反映民众之生活，与图像本身具有的性质直接相关。首先，图像与文字具有共同的起源，都具有承载与记录信息的重要作用。不论中外，都曾存在一个图文一体的时代，比如原始岩画、陶器纹样等，后基于这些图像产生了文字，中文中的“日”“月”等象形字即是典型体现。文字出现后，图像也仍然发挥着重要的信息承载作用，并大大弥补了文字表达之不足，比如唐代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中曾说，“无以传其意，故有书；无以见其形，故有画”，“宣物莫大于言，存形莫善于画”，“记传所以叙其事，不能载其容，赋颂有以咏其美，不能备其象，图画之制可以兼之也”。事实上，仅从画面表现的角度来说，许多画作也确实承载了丰富的民俗信息，比如宋代之后的各种风俗画，具体如《清明上河图》《货郎图》以及各种“村田乐”主题的绘画等。其次，也是更为重要的，图像本身是民众生活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年画为例，其本就是传统过年习俗的组成部分，除遇新丧等的个别人家外，若过年不贴年画，就总会感觉少了点什么。再比如各种神码、水陆画等，本身即是神灵的“寄托”与祭祀仪式的组成部分，没有神像等的“在场”，仪式活动也就无法正常进行。也就是说，民众生活中各种图像形式的运用，本身就是“民俗”或某一民俗事象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因此，用图像来“证俗”，或者通过图像来“映现”民众之生活，是完全可行的，这就为开展图像民俗学研究奠定了合法性与可行性。

图像民俗学，即图像的民俗学研究，就是以图像作为研究主题，以“生活方式”作为核心探讨话题，运用民俗学的理念与方法对其展开探讨与分析，从而理解民众的生活逻辑与思想情感等。“图像”与“民俗学”的结合，大体有两个主要的研究路径。一是以图证“俗”或以“俗”解图，即通过特定图像中的具体画面与内容表现来呈现特定时代的特定习俗，或者通过对特定习俗的描述来理解画面中的具体习俗呈现。这也是目前有关图像的民俗学研究最主要的路数，尤其集中于历史时期的图像领域。具体来说，这一研究路径，主要秉持的是一种图像证史路数，即将图像作为如同文字一样的史料，采用图、文互勘的方式，对历史时期的相关民俗事象进行探讨与分析。比如以《清明上河图》为资料依据，对其中反映的服饰、娱乐、宴饮等习俗进行探讨；以清末外销画中的相关戏曲演出场景为例，对戏曲服饰与装扮、地方剧种的历史、戏曲的域外传播等进行细致分析。与文字相比，图像具有直观明了的特点，尤其在表达非抽象的信息时，因此以图像为依据对相关民俗事象进行分析，更为形象与生动，并能在很大程度上弥补文字表达之不足。二是将图像放到具体的民俗“场景”中进行探讨与分析，这应该是图像民俗学研究更具主导地位的研究路数，虽然相比于“以图证俗”，目前这方面的研究相对较少。韩丛耀在《中华图像文化史·图像论》中指出，每一幅或每一套图像都不是凭空产生的，都有其具体的创作、展示、传播、运用等语境，都有其特定的创作动机、赞助人、创作者、时空背景、艺术风格、传播路径、功能用途、社会反响等——虽然并非每一幅图像都会存在或涉及上述全部之要素，都有技术性形态、构成性形态、社会性形态三种形态以及制作的场域、自身的场域、传播的场域三个场域。因此，将图像放置于其具体民俗语境中，比单纯依靠图像画面表现来证“俗”，更容易获得更为丰富的“民俗”与“生活”信息，能更好地理解民众生活的逻辑。比如年画，通过对某一个特定社区内年画的相关使用情形进行分析，具体到谁制作、谁购买、何时购买、购买的是何种表现主题、什么时候张贴、张贴在何处、如何张贴、人们如何看待这些年画等，就能将年画作为一面“镜子”，反映出特定区域内民众的年节习俗、审美形态、思想情感、心理认知等丰富信息。

对应于上述两种研究路径，图像民俗学可采取“古”“今”两种研究方法。古，主要针对历史图像而言，即图文互勘、文献为主的方法，对图像中具体的民俗事象进行讨论与分析，从而对传统时代民众的生活方式加以认识与理解。今，即采用民俗学的田野调查法，深入图像所存在的民俗语境中去，通过深度访谈与参与观察两种方式，对某一图像在特定区域民众生活的具体运用与价值意义等进行深入了解。当然，文献研究与田野考察并不是完全分离的。某些历史时期的图像，比如晚清、民国时期的一些图像形式，由于去今不远，访谈仍能获取有用的信息。即使距今已比较久远的图像形式，如汉代画像石，由于古今之人在对待死亡的观念与态度上并未发生根本改变，通过对今天某些地区仍旧存在的、墓葬中使用石刻画像的现象进行访谈，在一定程度上仍可“追忆”汉代民众的心理世界。而在今天民众生活中仍在广泛运用的一些图像，比如神码、水陆画等，在文人笔记等文献中亦有相关记载，通过查阅相关文献，亦可加深对今天图像运用的理解。

与其他学科的图像研究相比，民俗学的图像研究自有其学科特色所在。比如与图像史学相比，民俗学的图像研究更应关注当下，毕竟民俗学主要是一门当下之学。与艺术史相比，民俗学更为关注那些与民众生活紧密相关的图像形式，比如年画、神码等，而不是那些有“名望”的作品。与哲学相比，民俗学的图像研究更为关注“活生生”的“生活”，而非形而上的抽象思想与观念。当然，这样说并不代表图像民俗学研究就应该故步自封，而应该充分吸收、借鉴其他学科的相关理论与方法。比如艺术学研究中对图像之线条、色彩、构图、主题等的本体分析。作为一种“艺术”创作，图像尤其是其自身的形式与“语言”逻辑，其中的一个重要表现即是“程式化”，不懂这方面，就可能会犯一些常识性的错误。其他如图像学对图像主题与象征意义的分析，历史学对图像语境的文献考证与“复原”分析，人类学对图像具体运用形态与语境的分析等，都能为图像的民俗学研究带来助力与启迪。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古代农耕图像的搜集、整理与研究”（20＆ZD218）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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